恤刑原则的形成与发展

　　恤刑原则在西周时期已具雏形，东周时期初步形成，汉代理论化，唐代法典化，主要适用于老人、未成年的儿童、怀孕的妇女及残疾人士等，这个群体恰恰是国家需要特殊关照的群体。从恤刑原则的法律价值看，其产生和发展有利于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秩序，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缓和封建社会阶级矛盾，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。从深层维度看，恤刑原则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，具有浓厚的法律工具主义色彩。

　　西周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，不滥用刑罚，不乱杀无辜。正是在这种“以德配天”“明德慎罚”法制理念的指导下，西周开始出现针对年幼无知、年迈体衰、神志不清者犯罪而宽大处理甚至免除刑罚的司法实践。《周礼·秋官》中提出了“三赦之法”：“壹赦曰幼弱，再赦曰老旄，三赦曰惷愚。”“非手杀人，他皆不坐。”意思是，对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、八十岁以上的耄耋老人及先天性智力障碍者的违法犯罪，除故意杀人的重罪外，都可以免予追究刑事责任。“三赦之法”根据当事人的行为责任能力，采取矜老恤幼的免刑制度，这是西周“敬天保民”“明德慎罚”法制思想在刑法中的体现。

　　秦朝的法律以身高为标准确定刑事责任，凡身高未达到一定标准的属未成年人犯罪，不负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。《秦律》规定：“隶臣、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，隶妾、舂高不盈六尺二寸，皆为小。”意思是，隶臣和城旦如果身高不足六尺五寸，隶妾和舂如果身高不足六尺二寸，都视为未成年人，犯罪可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。据研究，秦朝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3厘米，六尺五寸不足150厘米，六尺二寸约等于143厘米。

　　为何秦朝要以身高为标准呢？因为身高带有明显的直观性，而年龄则带有很大的隐蔽性。要依据人的年龄确认刑事责任，必须查找户籍资料，而在当时又没有出生证、身份证等材料，要准确而快速地判断一个人的年龄是非常困难的。

　　在不少史料的记载中，都有秦朝以身高判定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案例。据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：甲教唆乙盗窃杀人，甲分到了十钱的赃款，但因乙的身高不满六尺，按照当时秦国的法规，乙可以不用受罚，而甲则被处以磔刑。可能有人会问，每个人的身体发育情况各不相同，最终能达到的成年身高与年龄未必能一一对应，简单以身高为标准进行评判是否太过简单粗暴呢？确实是这样，但这在信奉重刑主义的秦朝并不重要，因为身高的直观性和易查证性，可以有效节省司法资源、提高办案效率。

　　当然，秦法对于身高未达标的人犯罪也并非完全免责，如果达到一定条件，依然要被追责。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对此也有记载：甲盗窃了牛，盗窃时甲的身高只有六尺，法官认定他未成年，达不到量刑的标准，将其释放。但是第二年，再一次量了甲的身高，发现他身高六尺七寸，已经不属于未成年人了，于是判处甲筑城四年的劳役。

　　秦朝的恤刑原则在囚犯粮食发放等方面也有所体现。比如，秦律对囚犯家人的粮食供应量有特殊的规定。如果囚犯的妻子为官府服役，则官府每月在为该犯人发放粮食二石的同时，其妻子也可以享有发粮一石半的待遇。如果囚犯的未成年子女可以参加劳动，那么官府每月也会发放给他们粮食一石二斗半；如没有劳动力不能进行劳作，也可以供应一石的粮食，以保证正常生活。与此同时，秦法还规定：“其病者，称议食之，令吏主。”意思是，如果囚犯或其家人因病不能参加劳动，官吏也要视情提供病号饭，而不能任其饿死。这么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体恤怜悯囚犯的家人，以教育感化违法犯罪者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，维护社会稳定。

　　到了汉代，儒家思想的影响力逐渐增强，以“孝道”“尊老爱幼”等为核心内容的儒家伦理开始实施，恤刑制度也在此背景下不断发展。

　　汉初的思想家陆贾、贾谊等人依据西周融汇礼法“明德慎罚”的立法思想，从礼治和法治的角度，解释汤武之所以长治久安、秦朝瞬即乱亡的原因，并提出必须改变秦朝专任法治的思想和政策，实行儒法相参、文武并用、礼法结合、德刑兼施的策略。陆贾在其所著《新语》的“道基”和“辅政”篇中提出，“齐桓公尚德以霸，秦二世尚刑而亡”“秦以刑罚为巢，故有覆巢破卵之患”。随着汉初统治者治国思路和理念的不断清晰明确，在刑罚上采取相对宽缓的恤刑原则成为共识。

　　与秦朝相比，在以“仁义礼智信”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指导下，汉朝统治者对老弱妇孺犯罪行为的处罚更为宽松，并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减免措施和制度，初步奠定了古代恤刑制度的基础。除了故意杀人罪、故意伤害罪、诬告等故意犯罪之外的其他罪行，老弱妇孺都可以减免刑罚，甚至在关押期间可以不戴刑具、狱具。

　　关于怀孕妇女的死刑执行问题，在汉朝也有相关记录。《汉书·王莽传》记载了王莽儿子宇的妻子在孕期被判处死刑，但到生产后才执行的案例。除此之外，汉朝还特别关照寡妇和被丈夫抛弃的妇女。比如，受家族连坐而被判处刑罚的妇女，如果是寡妇或者被丈夫抛弃的，就不受其连坐，不用被判处刑罚，甚至都不用收押进监狱。这就体现了不滥用刑罚、体恤弱者的理念。

　　（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《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》，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