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“依法治孝”说开去

　　在我国封建时期的历朝历代，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孝道，不少朝代都号称“以孝治天下”。孝道总体上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稳定与安宁，无论是天下太平还是国家危难，统治者选择贤臣良将的标准多半是“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”。汉朝皇帝自惠帝起头，都在其谥号前加上“孝”字，如孝惠帝、孝武帝之类；唐玄宗还亲自给《孝经》作注；《二十五史》中因“称孝”而名世的仕宦、学者、武将等数不胜数。

　　如果说礼制中的尊老、孝亲行为来自远古的民间习俗，来自儒家的道德推扬，那么历朝历代相关法律条款则是硬性约束，不容有违，它是作为习俗传承和道德礼教的孝道得以实行的强制保障。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、礼仪规范和司法规制三者形成“孝”互为撑持的完整系统。

　　先秦时期就有“不孝”之罪。孔子曾说：“五刑之属三千，而罪莫大于不孝。要君者无上，非圣人者无法，非孝者无亲。此大乱之道也。”对于不孝这种“大乱之道”，当然要归之于罪，治之以刑。所以，《周礼·大司徒》所载“以乡八刑纠万民”的“八刑”中，首刑即为“不孝之刑”。孟子曾列举“不孝”的一些具体表现：“世俗所谓不孝者五：惰其四肢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一不孝也；博弈好饮酒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二不孝也；好货财，私妻子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三不孝也；从耳目之欲，以为父母戮，四不孝也；好勇斗狠，以危父母，五不孝也。”

　　秦朝进一步把孝与忠相结合，将君臣关系比拟为父子关系，将孝养父母和忠诚报国作为每个人的基本职责，使“孝”这一道德范畴内的规范扎根于人的心理情感之中，从而使孝道成为一种普遍的、不可抗拒的理念。

　　秦王嬴政完成国家统一之后，正式确立了不孝罪。在秦朝，殴打长辈就会被处以黥刑，男性还会被判城旦，女性则会被发配为舂。据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的案例显示，秦朝对不孝罪的惩罚相当严酷。一个父亲状告自己的儿子不孝，请求官府将儿子发配到蜀郡边远地区，并且终身不得离开，官府支持了这个父亲的控告，下令切断其子的双脚后将之流放蜀地，终身不得返回。

　　秦始皇在东巡途中驾崩，胡亥和赵高等人伪造诏书，企图逼迫公子扶苏自尽，伪诏给扶苏编造的罪名是：“扶苏为人子不孝，其赐剑以自裁！”扶苏接到伪诏后不顾蒙恬劝说执意赴死，他说：“父而赐子死，尚安复请？”言罢便自杀身亡。可见在扶苏心中，遵循“孝道”是不容有任何偏差的。就连被后人唾弃的秦二世胡亥，当赵高力劝其篡位之初，他的第一反应也是：“废兄而立弟，是不义也；不奉父诏而畏死，是不孝也。”

　　但是由于受到法家重刑主义的深刻影响，秦朝统治者更注重用刑罚去强迫约束老百姓尽孝，而不是从道德层面培养百姓的尊老意识。加之在推行农战政策时，秦朝禁止父子及成年兄弟同居一处，否则就要多交税赋，种种原因导致秦朝倡导的孝道并没有得到世人的重视，甚至为后人所诟病。

　　秦之后的汉朝是第一个宣称“以孝治国”的王朝，汉王朝统治者把“孝”作为治国安邦的理论基础，以“孝治”为基本国策，采取各种措施，大力推行和实践孝道，使“孝”渗透到社会生活各领域之中，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汉代遵循《孝经》严惩“不孝”的立法原则，在法律上对不孝罪的惩罚非常严厉，大多数情况下要判处“枭首”“弃市”。如果子女伤害父母、仆人伤害主人或主人的父母妻儿，都要被判处当众斩首。《二年律令·贼律》记载，父母可以告发子孙不孝或其他罪行，但子孙绝不能告发父母的任何犯罪行为，反而要为父母的罪行隐瞒掩盖。如果子女告发父母的违法犯罪行为，也要被斩首。

　　汉宣帝时期颁布的专门的尊老法典——《王杖诏令册》，是当时处理老年人问题的重要法律依据。为了表达自己对养老问题的重视，汉宣帝在诏令中强调：“高皇帝以来，至本始二年，朕甚怜耆老，高年授王杖，上有鸠，使百姓望见之，比于节，吏民有敢骂、詈、殴、辱者，逆不道。”为了保障高龄老人的基本生活，《王杖诏令册》规定：“年七十以上，授王杖，比六百石。”年满七十岁的老人待遇比一个小县县长还要好，应当说是皇帝精心安排的“无官之禄”。

　　诏令中还规定了关于保护弱势人群的不少人性化措施：年龄在六十岁以上且无子女的鳏寡老人，从事商业经营不必纳税，种田不必缴田赋，允许开设店铺售酒；如有人愿意奉养此类老人，政府将给予特殊扶持；对于孤寡、身体残障的人群，政府不得随意摊派劳役；无论民事还是刑事案件都不能捆绑困难群体；等等。此外，被授予王杖的老者还拥有诸多特权：可以自由出入官府不用下跪，可以在御道（皇帝专用道路）上行走；路上行人见持王杖者要让道，儿女若是虐待持有王杖的老人，甚至有被判处死刑的危险；持有王杖的老人即使触犯刑律，只要不是首犯就可以免予起诉。

　　（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《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》，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