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烈赦盗牛

　　王烈字彦方，太原人也。少师事陈寔，以义行称。乡里有盗牛者，主得之，盗请罪曰：“刑戮是甘，乞不使王彦方知也！”烈闻而使人谢之，遗布一端。或问其故，烈曰：“盗惧吾闻其过，是有耻恶之心。既怀耻恶，必能改善，故以此激之。”后有老父遗剑于路，行道一人见而守之。至暮，老父还，寻得剑，怪而问其姓名。以事告烈，烈使推求，乃先盗牛者也。

　　——《后汉书·独行列传》

　　解析：王烈遗布，以德化人

　　东汉时期，王烈作为地方官员，十分重视对百姓的道德教化。其在得知偷牛贼尚有廉耻之心后，还赠与其布匹。他这种以德化人的治理方式使当地百姓无不信服。“诸有争讼曲直，将质之于烈，或至涂而返，或望庐而还”，意思是说当地百姓凡有争讼，都请求王烈排难解纷、断定曲直，由于蒙受王烈平素之德教，有的走到半途就放弃争执，双方和解而归；有的远远地望见王烈的屋舍，就深感惭愧地彼此相让返回，不敢使王烈听到这事。

　　王烈遗布感化盗牛贼故事中蕴含的德主刑辅、明德慎罚的德治思想，具有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鲜明特色，也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征，体现了中华法系的优秀思想和核心理念。

　　1.古代“德治”思想的内涵

　　德治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。《论语·为政》云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单靠政令刑法去引导和管理，民众就会只在意如何逃避法律的打击，内心对自己违法犯罪的行为不会感到羞耻；如果用礼义道德去引导和管理，民众对自己违法犯罪的行为会感到羞耻，就能自觉遵守国家律法。秦汉以后，儒法合流，“德治”成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，“法治”成为“德治”的辅助手段。

　　古代“德治”思想的表现之一，是重视司法的教化作用。而要发挥司法的教化功能，司法官员的道德素质至关重要。因为法是人制定的，又靠人来实行，即使有了好的法律但没有德才兼备的法官也是枉然。因此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以德行主导官员的选任和考核。正人君子必须经过“修身、齐家”的陶冶后，才能进入治国的境界，才有资格对人民进行教化。因此，在司法活动中，官吏常常将国法和人情结合起来，发挥个人感召力量并通过教育来调解结案，以期实现“无讼”的和谐理想。

　　“德治”思想的表现之二，是主张以道德教化消除违法犯罪。儒家认为，人之所以违法犯罪，根本原因在于人的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方面不足。其一是统治者横征暴敛、大兴土木，致使民不聊生，人们不得不铤而走险；其二是统治者不对人民进行教育，或者人民穷困潦倒，不具备接受教育的起码条件，不知道违法犯罪是耻辱的事情，自然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。因此，要消除违法犯罪现象，统治者必须实行“德治”。

　　“德治”思想的表现之三，是司法政策中的慎刑恤狱原则。在历代统治阶级看来，刑律虽然不可废止，但治理国家不能单靠刑律，否则往往会引起社会动乱。历代很多司法政策就已体现出了慎刑思想，例如汉文帝废除肉刑以及皇帝死刑复核勾决制、秋审、大赦等慎杀少杀制度，都为中华法系近代化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　　2.“德治”思想的现代化启示

　　中国古代司法注重道德教化，强调宽仁慎刑，透露出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浓厚的人文精神，对现代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　　首先，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法治建设全程。一方面，良法要以公平、诚信等道德原则为价值目标，将重要领域的道德内容上升为法律。另一方面，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注重道德的指引作用。成文法有固定的缺陷，有限的法律条文不能囊括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情形，有时法律具体执行时难免会和道德发生冲突，故需要用道德来指引司法与执法，以使案件处理符合人的常情常理。如果不重视道德指引作用，则有可能引发社会道德滑坡。

　　其次，要用道德教化手段引导人民遵守法律。法律是成文的道德，道德是内心的法律。大多数社会成员并不是因为惧怕法律制裁而守法，而是基于内心良知和道德标准。可以说，具有较高道德水平的社会成员其守法是自觉自愿的。就此而言，德治能够为法治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，减小法律实施的阻力。此外，德治能够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，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减少、化解社会矛盾纠纷。

　　3.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司法队伍

　　法律实施的效果与司法人员的道德素质关系密切。有道德高尚的执法、司法人员，执法质量才有可能得到保证，否则就有可能损害法律的尊严和权威，影响法律实施的效果。提升司法人员的思想道德水平，有利于防止司法腐败，更好地实现政治效果、法律效果、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。为此，司法人员需要不断强化道德素质的培养，提高个人思想境界与道德水准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树立宗旨意识，公正、公平地行使职权。

　　（文章节选自崔亚东主编的《法治文明溯源：中华法系经典案例解析》，商务印书馆出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