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大蒐礼”与先秦法律的起源

　　 □ 郝铁川 （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）

     恩格斯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一书揭示了国家产生的一般规律，而对法律产生的具体途径问题则没有提及。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仅存者，历史不曾断线，又有大量的民族学资料可以参证，使得我们研究法律起源问题得天独厚。

　　中国古代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制度都产生于“礼”，学界对此已达共识。《礼记·中庸》载“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”，《礼记·礼器》载“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”。在如此繁文缛节中，法律与哪一个“礼”的关系最为密切呢？我认为当属“大蒐礼”。

　　检阅《左传》发现，春秋时期晋国许多法律的制定、颁布和执行都是在“大蒐礼”这个平台发生的：

　　《左传》僖公二十七年载：（晋国）“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，作执秩以正其官，民听不惑而后用之。”意思是，晋文公举行盛大阅兵（“大蒐礼”），建立执秩的官职来规定主管官员的职责，制定了“被庐之法”。

　　《左传》文公六年载：“晋蒐于夷……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，制事典，正法罪，辟狱刑，董逋逃，由质要，治旧污，本秩礼，续常职，出滞淹。既成，以授太傅阳子与太师贾佗，使行诸晋国，以为常法。”意思是，赵宣子从这时开始掌握国家的政权，制定章程，修订法令，清理诉讼，督察逃亡，使用契约，清除政治上的污垢，恢复被破坏的次序，重建已经废弃的官职，提拔被压抑的贤能。政令法规完成以后，交给太傅阳子和太师贾佗，使之在晋国推行，作为经常施行的法则。

　　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九年载：“晋赵鞅、荀寅帅师城汝滨，遂赋晋国一鼓铁，以铸刑鼎，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。仲尼曰：‘晋其亡乎，失其度矣。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，以经纬其民，卿大夫以序守之。民是以能尊其贵，贵是以能守其业。贵贱不愆，所谓度也。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，为被庐之法，以为盟主。今弃是度也，而为刑鼎，民在鼎矣，何以尊贵？贵何业之守？贵贱无序，何以为国？且夫宣子之刑，夷之蒐也，晋国之乱制也，若之何以为法？’蔡史墨曰：‘范氏、中行氏其亡乎。中行寅为下卿，而干上令，擅作刑器，以为国法，是法奸也。又加范氏焉，易之，亡也。其及赵氏，赵孟与焉。然不得已，若德，可以免。’”意思是，晋国的赵鞅、荀寅带兵在汝水岸边筑城，于是向晋国的百姓征收了四百八十斤铁，用来铸造刑鼎，在鼎上铸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。孔子说：“晋国恐怕要灭亡了吧！失掉了法度。晋国应该遵守唐叔传下来的法度，作为百姓的准则，卿大夫按照他们的位次来维护它，百姓才能尊敬贵人，贵人因此能保守他们的家业。贵贱的差别没有错乱，这就是所谓的法度。文公因此设立执秩官职位次的官员，在被庐制定法律，以作为盟主。现在废弃这个法令，而铸造刑鼎，百姓都能看到鼎上的条文，还用什么来尊敬贵人？贵人还有什么家业可保守？贵贱没有次序，还怎么治理国家？而且范宣子的刑书，是在夷地检阅时制定的，是违反晋国旧礼的乱法，怎么能把它当成法律呢？”蔡史墨说：“范氏、中行氏恐怕要灭亡了吧。中行寅是下卿，违反上面的命令，擅自铸造刑鼎，以此作为国家的法律，这是违反法令的罪人，又加上范氏改变被庐制定的法律，这就要灭亡了。恐怕还要牵涉到赵氏，因为赵孟参与了。但赵孟出于不得已，如果修养德行，是可以避免祸患的。”

　　我们把上述史料串联起来看，会发现“被庐之法”“夷之法”“范宣子刑书”“铸刑鼎”等一系列立法活动都和“大蒐礼”有着密切的联系。不仅如此，有些定罪量刑活动也和“大蒐礼”有关。例如，《左传》文公六年载：“夷之蒐，贾季戮臾骈。”贾季即狐射姑，在“夷之蒐”时担任中军元帅，掌握赏罚大权，大概臾骈有违反军令行为，其部下有被狐射姑处刑的。

　　那么，“大蒐礼”是什么制度？1957年，李亚农先生所著《“大蒐”解》指出它是一种军事检阅、军事演习和军事部署。后来，杨宽先生撰写《“大蒐礼”新探》一文指出，“大蒐礼”表面上是借田猎来进行的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，但实际上是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大会演变而来的“国人”大会制度。由议事会、民众大会、军事首领（后来的国王）三部分组成。军事首领平时管理祭祀，裁决争端，重大决策也必须征得议事会和民众大会的同意，但在战时有较大的决断权，战后也可得到大份额的战利品。议事会由氏族长老贵族组成，有广泛的权力，对重大事件有先议权。民众大会由氏族成年男子组成，对作战、媾和、迁徙、选举领袖等内务外交大事，通过举手或者呼喊的简单方式表决。

　　“大蒐礼”就是由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民众大会演变而来的“国人”大会。“国人”统治者的族人或者同盟部族的人，是当时军队的主力。根据《左传》记载，晋国在春秋时期共举行“大蒐礼”4次，即僖公二十七年“蒐于被庐”、僖公三十一年“蒐于清原”、文公六年“蒐于夷”和襄公十三年“蒐于绵上”。杨宽先生从晋国这4次“大蒐礼”，归纳出五点职能：一是建制和变更军制；二是选定和任命将帅；三是制定和颁布法律；四是对违法者处刑；五是救济贫穷、选拔人才和处理重大问题。

　　行文至此，中国古代的法律起源于以“大蒐礼”为平台的、由军事民主制时期民众大会演变而来的“国人”大会。可以作为参证的是，张冠梓先生编著的《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献汇编》（第二册）“乡规民约”部分，收录了许多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时期的少数民族法律资料，它们的产生方式与“大蒐礼”比较相似。限于篇幅，不再展开。